☆“德语作家的特点之一实盘配资查询网，始终是他们与德国之间紧张的关系。但尽管有这种紧张关系，或者，正因为有这种紧张关系，他们是伟大的德语作家。换句话说：德国可以为那些不为德国感到骄傲的人感到骄傲。”
“没有什么比一颗破碎的心更完整了……德国主流文化特别之处，在于对罪行的认识，德国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点，并付诸实践——但正是这一成就……是民族主义思想想要取消的。……那些入籍成为德国公民的人也将承担作为德国人的责任。他们最迟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将贴纸别在胸前时感受到这一点。”
文｜杨潇
责任编辑｜邢人俨
▲当地时间2021年5月31日，弗朗茨·卡夫卡的德文手稿原件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展出。视觉中国|图
“他看起来不像德国人。”
这是少年纳韦德·凯尔曼尼（Navid Kermani）在书的封面上看到弗朗茨·卡夫卡后的第一反应。卡夫卡微侧着脸，带着不确定的笑容看着上方，他肤色很深，眉毛浓密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起码，看起来不像凯尔曼尼在学校里、电视上和国家足球队里见过的德国人。
卡夫卡的确不是德国人，他出生于布拉格，是犹太人，说德语也说捷克语，但用德语写作，要论国籍，他属于一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：奥匈帝国。
所以，他到底是哪国人呢？
凯尔曼尼从小就读卡夫卡，这很自然。1967年，他出生在西德锡根一个中产之家，喜欢阅读和写作，15岁就开始给地方报纸撰写文章。但真正让卡夫卡成为他的英雄的，是卡夫卡用德语写出了《变形记》《审判》和《城堡》，而他并不像德国人，甚至不是德国人。凯尔曼尼也不像德国人，他的父母是伊朗移民，在他小时候，锡根几乎没有外国面孔，学校里，他是唯一一个。不要误会，每个人都对他很友好，但是，仍然，他不像德国人。
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他会说，一个人有多重身份，而哪种身份更显露一些，往往取决于环境、人们如何看待你、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，等等。
两年前伊朗发生事件时，他整个人的身心都在德黑兰，而当他去体育场看球，那90分钟里，他又成了一个百分百的科隆人——凯尔曼尼在科隆生活多年，最喜欢那里的柯伦巴艺术博物馆，他住在市中心一栋19世纪晚期建造的五层公寓里，门廊旧得仿佛二战的炮火还停在上头，旁边无缝拼接了一栋稍矮的六层现代建筑，这在德国大城市里不算少见，多半是当年一颗炸弹落下的位置。
凯尔曼尼给我煮了一杯咖啡，又端上一碟巴克拉瓦，一种覆有开心果碎的波斯酥皮甜品，他自己喝茶。眼前这间书房，两面墙壁都是书架，一边是文学，一边是哲学（历史在另一间），按作家名字首字母从a到z排列，偶有例外，“莫言的书我应该放在m那儿的，但y那里没有中国作家，我就放到那边去了”。
房间地板上铺着一大块花纹繁复的波斯地毯，门边有一个带脚踏的单人沙发，书桌在靠窗这一头，电脑没有联网，键盘边有一本德语词典，凯尔曼尼就在这里写出了《沿坟墓而行》——那次旅行，他从科隆出发，穿越波兰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，到达格鲁吉亚之前，他一直感觉自己是德国人，因为二战时德国曾经占领过这些国家，但抵达第比利斯后，他发现人们突然开始把他当作伊朗人看了，因为历史上，伊朗对此地的影响比德国更大，“于是，我的举止一下子又变成伊朗的了”。
凯尔曼尼告诉我，在波斯语里，人们打招呼时会问：你的情况如何（What is your condition）？那似乎是一种智慧，一个人的状态与身份随时都可能在变化，就像水一样，不应该把它固着在某处。当他研读卡夫卡留下的日记时，对这一点的感受更突出了。
卡夫卡对自己犹太背景的认同，随着年岁渐长一直在增加，但也始终保持着距离，或者说，他清醒地看到这种关系有某种刻意。而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他的母语国家德国，更像一个局外人。他的日记里甚至很少提到德国，就算提及，也是人人熟知的那句：“德国向俄罗斯宣战。下午去了游泳学校。”
只有一个时候例外。就是卡夫卡提到歌德、克莱斯特或施蒂费尔这些德语作家时，不仅表现出渊博的知识，而且表现出一种少见的热情，而当他在日记里反思德语的表达问题时，那种精确性在今日看来仍有启发意义。凯尔曼尼得出结论：“卡夫卡的智识家园在德语文学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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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纳韦德·凯尔曼尼。资料图
关于德语文学，最经典的文本之一来自文学评论大师乔治·斯坦纳。斯坦纳是一位博学的欧洲知识分子，犹太人，精通德英法三国语言，在写于1959年的《空洞的奇迹》中，他说，德语文学的历史始于一个悖论：德国形成以前，德语最有活力。
“路德、歌德、席勒、克莱斯特、海涅，还有尼采的前半生，都生活在德意志民族统一之前。现代德国在1870年建立以后，随之而生的是普鲁士—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浪潮，这些德语小说和诗歌的大师都没有卷入进去。像歌德一样，他们是欧洲的公民，生活在君主小邦中，这些小邦不足以唤起民族主义的情绪。或者，像海涅和尼采一样，他们在德国之外写作。这种现象在近代最好的德语文学中也很普遍，卡夫卡在布拉格写作，里尔克在布拉格、巴黎和杜伊诺写作。”
在一次公开演讲中，凯尔曼尼回应了这种判断。他说，人们常讲，文学塑造了“德国”，的确，在18世纪晚期，文学帮助各个小小的公国形成了共同的“德国”形象，但这么说的人，往往忽略了，德语世界的作家，关注的从来不只是德国，而是欧洲。无论是曼兄弟（托马斯·曼与亨利希·曼）、黑塞、霍夫曼斯塔尔，还是图霍尔斯基、茨威格、约瑟夫·罗特和德布林，他们都是20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对者，德语文学并不想成为德国文学。如今，德国那些右翼，甚至把《德国：一个冬天的童话》也算作他们民族自豪感的理由，多么荒谬啊——海涅对德国的羞愧，远远超过了他的爱。
凯尔曼尼告诉我，正是卡夫卡让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德语文学远比德国国家要宽广。“写小说或者写诗……你要进入许多不同的人的头脑。你得理解，世界是复杂的，不是只有我们和他们。文学一旦用来区分我们和他们，文学就死了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伟大，因为他潜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。这和种族主义是完全相反的。”
“批评甚至拒绝德国是德语文学史上的主旋律。”凯尔曼尼断言，“这种民族自我批评在世界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和彻底。这绝不是战后时代的产物，早在纳粹之前，德语文学就具有这种特征。然而，尽管人们一再呼吁与德国建立‘正常’的轻松关系，但德语作家的特点之一，始终是他们与德国之间紧张的关系。但尽管有这种紧张关系，或者，正因为有这种紧张关系，他们是伟大的德语作家。换句话说：德国可以为那些不为德国感到骄傲的人感到骄傲。”
凯尔曼尼引述德国记者、作家赛巴斯提安·哈夫纳（纳粹时期流亡英国）在回忆录中的话：“……大肆宣扬‘德意志’之心、‘德意志’之情、‘德意志’之忠诚，还鼓吹人人当‘德意志’好汉，而且‘要德意志本土化’。这一切早就令我大起反感、深深作呕……但这种立场并未阻止我继续成为相当不错的德国人。我对自己身为‘好德国人’一事心知肚明——这往往也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越轨举动为我带来的耻辱感。”
2016年夏天，凯尔曼尼第一次去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。参观者需要提前在网上注册并选择一种语言，英语、波兰语、德语等等，领取一张代表他们语言的贴纸，在参观开始前一刻钟通过安检门。各组按语言集合，等待导游来接。狭窄的等候大厅里凳子很少，德国游客都默默挤在墙边，突然之间，那张贴纸变得很沉，凯尔曼尼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贴纸别在胸前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德语。
是的，他属于德国，不是因为他的出身（他是伊朗裔），不是因为他有一头金发（他没有），不是因为他的雅利安血统（他更没有），仅仅是因为语言，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。
证券配资服务平台后来他说，那是他成为德国人的瞬间。不是他出生于西德锡根时，不是他入籍成为德国公民时，不是他第一次去投票时，更不是德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时，而是他贴上那张纸条，等着穿过写着“劳动带来自由”（德语，Arbeit macht frei）的大门，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营房的那一刻。“奥斯威辛的邪恶，是以德语传播、信仰、命令与执行的。”
这不是一个象征问题，而是攸关生死。凯尔曼尼提到奥斯威辛幸存者、作家普里莫·列维（Primo Levi）的回忆：“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当初集中营里的希腊人、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有那么高的死亡率，就在于他们对德语和波兰语的一无所知。单凭猜测要弄懂别人的话是很不容易的，比如，一阵拳打脚踢突然把你们打翻在地，就只是因为你们穿的上衣有四颗或六颗纽扣，而不是五颗；或是因为在寒冬腊月里，他们看见你们头上戴着帽子躺在床上了。”
而当你想到德语文学1920—1930年的黄金十年——斯坦纳说，它像中午一样短暂，但在这个短暂的中午，里尔克写完了《杜伊诺哀歌》和《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》，托马斯·曼发表了《魔山》，卡夫卡出版了《城堡》。
当你想到，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、最受推崇和翻译最多的德语作家中，有一半是犹太人。
当你想到——这一次凯尔曼尼引述了德国“文学教皇”马塞尔·莱希-拉尼基（Marcel Reich-Ranicki）的自传——现代文学的基础由弗朗茨·卡夫卡奠定；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由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奠定；现代音乐的基础由古斯塔夫·马勒和阿诺德·勋伯格奠定；现代社会学的基础由卡尔·马克思奠定；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由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奠定，他们不仅都是犹太人，而且还是讲德语的犹太人。拉尼基说，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。
“对于德国来说，大屠杀不仅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充满损失的故事。”这是凯尔曼尼的总结陈词，“它摧毁了德国文化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共生关系。”
我又一次想起《邻人：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》里的那段话：“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，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，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：‘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。’除此之外，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、未被感受到的感觉、未被完成的作品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。”
“绝对如此。”凯尔曼尼说，他说起德国历史上那两次“天才成群而来”的高峰，“就像古希腊一样，不是特定领域的个人天才，而是，历史突然转了一个弯，你就有了这一群……你没法解释。就像伊朗的高峰出现在19世纪，特别是诗人。中国我想也一定有这样的高峰。”
我几乎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，自己写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时那种难以形容的、有时是洪流有时是战栗的感受，也许就来自，自己是在描写“失去”。
没有什么比读穆旦晚年的诗歌和信件更能体会这种“失去”之味，“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/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/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/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”“咱们一混想不到就是六十岁了，这个可怕的岁数从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。好像还没有准备好，便要让你来扮演老人；以后又是不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下台。想到此，很有点自怜之感。而且世界也不总是公平待人，它从不替你着想，把最适于你生长的地方让给你，而是胡乱塞给你个地方，任你自生自灭……”
凯尔曼尼说，在德国，讨论总是关于罪责，这是在公民意义上，时至今日德国公民仍有责任去记住那段黑暗历史，但是损失呢？“作为作家，我仍然每天都在感受这种损失，不只是文学，还有音乐、绘画、物理学……被摧毁的不只是城市，还有思想……”如果那一代犹太人没有失去，如果那一种奇迹般的共生关系可以继续下去，“它会带我们去向哪儿？”
它会带我们去向哪儿？这也是我无数次问自己的问题。
我问凯尔曼尼，如何写出那些未发生的事情、未被想到的想法和未被感觉到的感觉呢？有可能吗？
他笑了。“我不知道，从没做过这样的尝试。但事情确实有可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。设想你是一个学者，你预测有可能发生什么，但最不可能发生的却发生了。所以也许需要作家提供一些混乱，去幻想可能发生什么。”
在那段关于“批评甚至拒绝德国”的演讲中，凯尔曼尼说，离奥斯威辛越远，德国人就越容易再次从历史中找到乐趣，他们会忽略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联邦共和国的身份及其力量和活力恰恰源自德国的破碎，正如著名的犹太拉比纳赫曼·伯德吉夫（Nachman of Berdichev）所言，没有比一颗破碎的心更完整的东西了。
这是凯尔曼尼最喜欢的格言之一，“当然，它指的是爱，对人类同胞或上帝的爱……但它也可以适用于社群：没有什么比一颗破碎的心更完整了……德国主流文化特别之处，在于对罪行的认识，德国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点，并付诸实践——但正是这一成就……是民族主义思想想要取消的。……那些入籍成为德国公民的人也将承担作为德国人的责任。他们最迟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将贴纸别在胸前时感受到这一点。”
虽然凯尔曼尼也会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，但他不喜欢“公共知识分子”这个词，在他看来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作品，就没有根基。“托马斯·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，因其著作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重要性，而某些法国公共知识分子，对我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他们没有著作。萨特或者加缪，他们写出了重要的作品，然后他们对某事发表意见，人们才会重视。但如果你只发表观点……”他笑。
“但今天的传播环境也在变化，会不会诞生另外形式的作品？”我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举起了自己的诺基亚手机，说这是他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。他也有智能手机，但只是为了旅行时使用WhatsApp。
但他真正想说的，是作品具有超越作家人格（他拿瓦格纳举例）乃至时代的力量，“是作品本身在反抗，我认为那是真正的人文主义”。
我问他，你看着屋子两侧书架里那么多伟大的作品，会有影响的焦虑吗？毕竟，那么多主题都已经被写过了。
“不，我只有谦卑。”他说，在这间书房（当然还有隔壁一间）时，他感到世界宽广，哪怕有一天进了监狱，只要有这些书，他就总是可以开始他的旅行。
1976年4月——此时离自己的生命结束只有10个月，穆旦写下了《听说我老了》一诗，结尾一节是：“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/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/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/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。”
没有比破碎更完整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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